文件重重摔在我的脚边，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副市长王耀祖把材料砸到地上，声响仿佛在会场里响了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他冷冷一句话划破空气：“废物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”四周瞬间静得出奇。

我低头看那本合同，封面被摔开一道口子，像刀子一样在心口划过。台上台下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想反驳却发现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。这时，第一排有人站起来，接过话筒。声音并不高，但让人的血液都凝住了：“我这女儿，平时在家一声不吭，今天胆子不小。”

我猛地抬头。那人是半年前调来的省长叶正邦——也是我母亲临终时，扳着我的手想说却只吐出“你爸……”就停住的那个人。心里那根紧绷的线突然颤动不止。

回到事情的起点：前一晚我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。第二天是全省项目推进会，市里负责会务保障，所有材料都得一字不差。我的工作是把每一份文件的页码、字号、装订方向都复核一遍。独自留到十一点，办公室只剩下嗡嗡作响的日光灯。我一向踏实认真，习惯把事情做好——这是我妈教我的，她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，单亲把我拉扯长大，从不抱怨也不求人，我一直信她的话。

那晚组里副职来问我要核对参会领导名单，名单上“叶正邦”三个字静静躺着。我心里一震，但努力让自己淡定。半年前叶省长调来时我只在新闻里见过他的名字，可母亲临终时含糊的两个字——“你爸……”又在脑海里浮现。我回家路上不停告诉自己别多想，名字再普通不过，可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像石子投进心湖，荡出层层涟漪。

家里摆着母亲的黑白照片，她的笑容依旧温和。我站在那儿对着照片自言自语：“叶正邦……和你有关吗？”照片没有回答。我辗转难眠，梦里看到母亲在门后守着，眼圈发红。

第二天清晨六点半到市宾馆，会场的签到台已经布置好。我把签到表、笔、桌牌一一检查确认，尽量不与来宾对视。站了许久，腿有点酸，正活动脚踝时，常务副市长王耀祖从旁边走过，淡淡说了句：“办公厅这人也好招。”他那一声轻蔑像针扎在我脸上。有人在旁边应声解释我是办公厅的会务人员，几个人窃笑。我赶紧道歉站正，脸热得像浸了烫水。

我在心里压着屈辱，告诉自己不要放在心上。他们训人是家常便饭，不是针对我。可是被瞧不起的滋味从来都难受。会场上灯光闪耀，台下的人群有条不紊，直到那一刻，王副市长把材料扔向我，整个动作无比侮辱。我听见周围一片静寂，连血液的流动声都仿佛放大了。

就在我不知道如何应对时，坐在第一排的省长叶正邦站了起来。话语不多，却有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坚定：“我这女儿，平时在家一声不吭，今天胆子不小。”那一句话像一记闷锤敲在我胸口，也像一道光，把会场里压抑的气氛瞬间撕开。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转向我们，而我站在那儿，忽然觉得世界被重新排列——那些关于母亲临终的话、那些未曾问出口的名字，都在这一刻变得沉甸甸。

我想开口，想问她当年想说的名字是否与眼前的这个男人有关，但话还未来得及成形，台下的沉默和纷乱已经把接下来的场景包围。眼前的叶省长站着，神情复杂，而我心里有一种既慌乱又期盼的感觉，像要把埋在记忆深处的秘密一点点揭开。